，杨家的确有些丝绸方面的上游产业，是与萧山首富南风迟有合作的。
于是，老苟叔便安排了一些探子扮作小二伙计，跟着鹿溪派出的两位管事去了萧山。
管事以和南风迟家订购货物为由前去，只消寻个理由在该地多住几日，这些随从中的探子就有机会散布于镇上，秘密查访可疑的人家了。
……
老苟叔这边开始追踪印钞油墨去向的时候，朝廷中三法司为了张宓案也是愈争愈是激烈。
大理寺少卿赵世平祭出了孝道大旗：张宓杀人，有罪。
但他所杀者，一为儿媳，一为其子，以父杀子，不当死。
你反对，就是反对孝道。
寺正滕藤引经据典，为自家少卿寻找了论据。
他用了大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起案件作为论据。
而藤寺正所举的几个例子，后来曾入选宋人编撰的《名公书判清明集。
也就是说，这是被公认的作为正面典型的优秀判例入选的。
其一是阿张案。
女子阿张，嫁予男子蒋九，不过一年，夫妻便分家另过。
公公蒋八告儿子与儿媳不孝，当地官府便抓捕了蒋九夫妻。
讯问之下，小夫妻给出的理由是，公公蒋八对儿媳不轨，小夫妻只能分家另过。
而官府的最终判决是：公公是否曾对儿媳不轨，已难以查清。
儿媳应视公公如亲父般孝顺，父母有错亦该隐瞒。
你在公堂上说出这件事来，让你公公声名扫地，这就是不孝。
公公纵然果真图对你谋不轨，你拒绝就是了。
何况他身为人父，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这肯定是伱们不想赡养父亲，故意污蔑于他。
于是，判决如下：妇之于舅姑，犹子之事父母。孝子扬父母之美；不扬父母之恶。
使蒋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张拒之则可，彰彰然以告之于人，则非为尊长讳之义矣。
况蒋八墓木已栱，血气既衰。岂复有不肖之念？
最后强令阿张夫妻离婚，阿张杖责十五大板，发配军营作为役妇。
蒋九杖责六十，回家继续侍奉父亲，再有不孝举动，绞杀。
滕寺正用这个案子举例，是因为张宓案中，涉及到的张宓与高氏的私情，现在就是一笔糊涂账。
当初究竟是张宓用强了，还是两人合奸，现在说不清。
毕竟高氏当时没有举告，就和阿张当时隐忍下来，只与丈夫搬家是一个道理。
之后你再拿此事说事儿，如何能够证明你是诬告？
而用强与私通，那罪由起源不同，便会影响到后续的惩罚力度。
另一个案例就是用来辩解为何不判张宓死刑了。
滕寺正所举的第二个案例，大体就是：一个寡妇与道人通奸，嫌弃儿子碍事，就想伙同道人杀死儿子，但道士拒绝了。
因为列朝列代，对于父母杀害子女，虽然刑罚严宽不一，但没有一例是判死刑的，很多朝代甚至不予处罚。
可那个道人没有为人父母的特权啊，他若帮忙动手，一旦事发岂不是死罪？
所以他给那寡妇出了个主意，让她去举告儿子不孝。
不孝是死罪，哪怕只是骂了母亲一句也是死罪，这样就能借国法的刀杀掉她儿子了。
那寡妇听了就去官府报案说儿子不孝，问题是她这个儿子太孝顺了，在乡邻之间的口碑极好。
而且那个寡妇与那道人的丑事，很多乡邻都知道，大家为这个儿子鸣不平，纷纷告上官府。
官府这才没有枉杀孝子，调查清楚后，杖毙了出主意的道士，至于那个想杀孝子的母亲，严辞责训一番，让她儿子领回家好生奉养，以尽孝道去了。
请注意，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儿子都是知道母亲不守妇道与人私通的事情的。
但是限于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他一直没有声张，也无法出面制止。
在母亲诬告他不孝，想借助国法杀他的时候，他依旧不说出母亲的丑事，只是流泪认罪。
要不是乡亲邻里们实在看不过去，跳出来主持公道，他就死定了。
也因此，他受到了官府的表彰，认为他是真正完美尽了孝道的一个大孝子，把他的事迹写入了县志。
那么现在再回到张宓案，张宓案中，高氏是张宓的儿媳，是父子关系。幼童是张宓的私生子，也是父子关系。
所以张宓杀了他们，虽然有罪，当罚，但因为是“父杀子”，所以不能判死罪，否则就是破坏了孝道。
赵少卿和滕寺正也很聪明，没有把“不杀士大夫”当成理由公开说出来。
因为“不杀士大夫”只是在一代代士大夫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在朝廷上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你翻遍大宋的所有律法，都绝对找不出一条正式列入律法当中的“不杀士大夫”这样的法律条款。
这分明就是特权嘛！
现在这桩案子已经在朝野传遍了，也不知道是谁在不断地向外透露消息。
今天堂上刚刚辩论的内容，明天就能如实出现在临安小报上，搞的他们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