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俸禄不干活的冗官七百多人。
这些还只是严重不符合留用条件，根本无需仔细勘筛，就属于完全不合格的人员。
不过，赵瑗本以为裁撤的青吏会比较多，毕竟官员应该比吏员更符合常理。
结果……这一次，吏员只裁了三百多，裁撤的冗官却有七百多人，竟然比裁汰的青吏多了一倍还不止。
这倒是让赵瑗对于大宋的冗官现象之严重，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官员竟然比吏员还多，动口的比动手的更多。
衙门里一个一个的全是官，干活的却没几个，简直是岂有此理。
再想到大宋名目繁多的俸禄待遇，除了正职俸禄之外，还有匹锦、职钱、禄粟、增给、公用钱、给券等诸多名目发放的钱财。
而这些冗官，也都在享受着这些待遇，一向忠厚的赵瑗也不禁发起狠来。
他对赵璩道：“璩哥儿，你帮为兄记着，等裁汰冗滥官吏的事情顺利完成之后，朝廷就要着手改革支出冗滥的问题，糜费甚巨啊！”
……
杨沅是在放衙回家的路上，接了樊举人上车的。
牛车驶过一个路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樊江便一猫腰，趁着车行缓慢，进了车子。
他现在还在临安府任职。
杨沅刚刚调去都察院，如果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人马上调过去不太妥当。
而且樊举人起点太低，去了都察院的话，连个监察御史都做不了，还不如留在临安府。
在这里他职低而权重，临安府的大事小情，都瞒不过他的耳目，而且还都能插上手。
杨沅坐在车中，问道：“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樊江兴奋地道：“进展非常顺利！”
樊江就把这些时日以来，国子监、太学、武学诸学子们就张宓一案的判而不死，继而上溯根源的事情对杨沅介绍了一遍。
学生们引经据典不断“考古”，发掘出许多对士大夫阶层“法外开恩”的案件。
通过这些案件，他们确信，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沉重打击了朝廷律法的威严，使得百姓深受其害。
临安府一连出现的几任贪官，诸如张澄、曹泳等人，斑斑劣迹，难以尽数，可最终呢？
他们都将家产转移，然后罢官为民，亦或贬官地方，就算是受到了惩罚。
这和太祖、太宗时候、真宗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贪赃枉法严重的官员哪个不是死刑。
等等，太宗？真宗？
不是说太祖皇帝立过诫碑，勒令后代皇帝“不杀士大夫”吗？
太祖皇帝自己不遵守也就算了，太宗皇帝是他的弟弟，不遵守勉强也能理解，可真宗皇帝没道理也不遵守啊？
到底有没有这块碑？
学生们的精力旺盛，同时也有的是时间，几千名学生整日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遍翻各种史籍，结果还真被他们考据出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没有电脑，各种资料的储藏和检索极其麻烦的年代，也只有这些学生，才有这个条件去进行如此详尽有力的质证了。
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太祖誓碑最初的源头，竟是通过建炎元年从金国逃回宋国的大臣曹勋之口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全无记载。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纵然对外秘而不宣，但是起居录等重要的宫内记录上也不应该没有啊。所谓保密问题，对于史官可是从不保密的啊。
而且，后来的皇帝并不是不想杀啊，学生们在翻阅典籍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年间，曾经发生一桩案件，高邮知军姚仲约放纵盗贼。
事情发作，皇帝震怒，宰相富弼认为该杀了他以儆效尤，但是名臣范仲淹上书反对，并且说服了仁宗。
而范仲淹与富弼针对量刑问题辩论的原话是有记载的，范仲淹是这么说的：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首先来说，祖宗以来，真的是未尝轻杀臣下吗？
太祖、太宗可都没少杀，也就真宗朝变少了。
然而天下已经传了三代，一切相对稳定下来，刑狱较之从前变少了，本也正常。
再者说，就算如此，当时范仲淹说的也是“祖宗未尝轻杀臣下”，而不是不杀。
他的理由更是“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这……，这和祖制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这纯粹是站在士大夫群体的利益上，力促对他们这一群体废除死刑，给他们这一群体留后路而已啊。
接着精力旺盛的学子们便发掘出了更多的疑点。
曹勋说“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时间，地点，后边还有那碑的长宽、内容，俱都说的十分详细。
可就有那好事的太学生去查阅了关于大宋太庙的资料。
太庙建于太祖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