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唐和五代“同殿异室”制度，初始只有四间，面阔十二间。
也就是说每室恰好分为三间，分别供奉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庙，此后太祖一生再没有过太庙扩建动工的记载。
那么太祖时候哪来的夹室。
这夹室是后代皇帝扩建后才有的，这分明是曹勋造谣时，不知道太祖时候的太庙没有夹室，所以编出了漏洞。
再者，后来太庙虽然有了夹室，可夹室是干什么用的？是收纳宝物用的。
伴随着大宋的发展，例朝天子祭礼时奉献的宝物越来越多，以至于夹室杂乱不堪。
又有学生查到，当时曾有宗正寺奏言：
“伏缘旧殿六室宝册法物甚多，自来皆于夹室内地棚床架阁，已满。
切虑将来真宗神主升祔之后，法物愈多，安置不尽，欲乞于夹室内各置板棚、胡梯。”
就这等杂乱不堪的夹室里，宝物堆的乱七八糟，都架置板棚和胡梯往上堆了，居然还有一块高七八尺、阔四尺有余的石碑矗在那儿？
“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就让刚登基的皇帝跪在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背诵誓词？
而且，太庙是有人打理的啊，还有负责管理的宗正寺官员，他们满屋子珠宝都看到了，就是看不见那面那么高大的石碑？怎么全无记载呢？
而且宗正寺一开始还只是皇室旁系人员担任，后来都是由朝廷官员兼任的。
这种情况下，韩琦、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吕夷简这些宰相，大胆到戏谑太宗的丑闻佚事，他们都敢在自己笔记中记载并且刊印出来。
可是对他们这些士大夫如此有利的誓碑，他们居然只字不提？
接着又有国子监生考据出，靖康之变，二圣被掳，当时的记载是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那些这些去围观的百姓都没有看到几吨重的那么大一块石碑？
他们都没说过呀。
金人掳了二圣之后北归，之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汴梁又回到宋国的控制之中。
当时的守将宗泽、杜充等官员，以及其他往来于汴京和南京之间的诸多大宋官员，全都没有提及过这块石碑。
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赵构派人到汴京“奉迎所藏神主赴行在”，这些官员把太庙都搬空了，可石碑呢？
所有搬迁的东西都录了名册，唯独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名册中还是完全没有提及。
再者，这誓碑的内容根本没有必要保密啊。
尤其是太祖皇帝是从周室夺取的江山，周室旧臣充斥于朝野，这等优待前朝皇室的的誓词一旦公诸于众，就能更加收买人心，把它藏之太庙密而不宣是何道理？
又有学子查出，曹勋归国之后，是带回了徽宗御书的，御书就写在他的衣衫里衬上。
上面有宋徽宗亲笔写下的“可便即真，来救父母”、“见康王弟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等语。
当时高宗曾将徽宗御书遍示于群臣，那御书中对于誓碑一事也是没有半字记载。
更有人发现了时间上的一个疑点，曹勋当时并没有提及誓碑，他是归国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才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似的，这才有了这样一段“口头转达”。
如此种种，莫不证明，这根本就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富有正义感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觉得不仅天子受到了愚弄，整个天下都受到了愚弄，包括他们。
为了一击必中，他们现在正在准备非常详尽的材料，务求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叫那些巧言令色的士大夫哑口无言。
“好！”
杨沅听得眉飞色舞，还得是这些学生啊。
要是让他去翻阅故纸堆，找出这么多无可辩驳的疑点，那真要皓首穷经，不知几时了。
杨沅道：“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书言事？”
樊江道：“国子监生正和太学生们进行联络，准备在二月二‘挑菜节’时，公开上书请愿。”
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源自于元朝，在宋朝时是没有的。
不过宋朝时二月二也是一个节，谓之“挑菜节”。
因为这是挖野菜的时节，百姓们挖取的野菜会被人当成一个游戏，叫家里人逐一进行挑选辨认，设个彩头作为赏罚。
宫里在这一天也会举办“挑菜宴”，将各种野草的名字写在斛里，不同的野菜比如荠菜、马齿苋等分别按照名字插在斛中。
然后会叫后妃、皇子、贵主，婕妤们对野菜进行辩认，认错了不罚，认对了有赏，以此为游戏。
二月二么？
杨沅听罢点了点头，这个日子倒还合适。
他这边有些计划就按照国子监生和太学生准备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行动进行微调即可。
士大夫的继承人，即将成为他们的掘墓人了。
杨沅坐正了身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樊江，沉声道：“我有一段话，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名义说出去。”
樊江马上也坐正了身子，集中精神道：“司公请讲！”
杨沅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学子。学子智则国智，学子勇则国勇；